从亩产700公斤到亩产1149公斤，袁隆平团队屡次刷新纪录。 ■ 资料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亿斤，增长0.9%，实现“十七连增”，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民以食为天。粮食关乎国运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成绩斐然。粮食生产总量增长了4.9倍，单产增长了4.5倍。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470公斤，14亿人口彻底告别了饥饿困扰的历史。
1973年，以袁隆平为首的我国科研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培养出籼型杂交水稻。籼型杂交水稻被外国人誉为“东方魔稻”，大大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为水稻大幅度增产开辟了新的途径。它的应用被称为“新的绿色革命”，为改善人类的粮食供应立下了汗马功劳。
1、攻克杂交水稻科研难关
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品种、全国超65%人口的主食，保饭碗，首先保大米。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说：“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对保证粮食安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攻克、推广水稻矮化育种技术使稻谷产量增加20%~30%，给水稻生产带来第一次突破性飞跃。随后杂交水稻的出现，平均亩产在矮化育种的基础上增产20%，正式按下增产的加速键！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袁隆平立誓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开始了农学实验。袁隆平发现，水稻中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杂交水稻，是由两个具不同遗传特性的水稻品种或类型，一个作为母本，一个作为父本，经有性杂交之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杂合体。这一种杂种的第一代，在生产优势、适应性与经济性等方面胜过母本以及父本，这一现象称为杂种优势。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外国学者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验屡屡失败。学界普遍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
1966年，袁隆平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此后，他与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成立“三人科研小组”，开始了水稻雄性不孕选育计划。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袁隆平给它取名为“野败”。
为了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1971年，湖南省把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组调入省农科院。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水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攻关大会战打响。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育成了具有根系发达、穗大粒多等优点的强优势杂交水稻。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1976年，杂交水稻迅速扩大到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大面积应用于生产。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1981年6月6日，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了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1996年至今，我国实施的第三代杂交水稻——超级稻育种计划，在基础理论和品种选育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屡屡刷新世界纪录。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杂交水稻技术，还成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先锋。
2、中国来养活中国
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办公楼的一间会客室墙上悬挂着一幅照片，金黄色的稻浪翻滚，左上角有袁隆平写下的一行字：湖南溆浦，首次亩产突破1000公斤。
“亩产1000公斤”，这是袁隆平80岁时许下的生日愿望，在2014年就已经实现。
2020年11月2日，位于湖南省衡南县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晚稻测产，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此前的7月，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早稻平均亩产为619.06公斤。早稻加晚稻实现了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
这是袁隆平团队在屡破超级稻单产700公斤、800公斤、1000公斤、1149公斤等世界纪录后，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曾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提出疑问：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当时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未来，以全球的粮食生产也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
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袁隆平科研团队开创杂交水稻研究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从三系到两系再到超级杂交稻的三次重大技术创新。同时，我国全面建立起粮食科技创新体系，深入推进水稻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种业科技工作者们，在杂交水稻前沿不断创新。
1976年以来，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约85亿亩，增产稻谷8.5亿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约8000万人口，为中国人牢牢掌握自己的饭碗作出了突出贡献。
3、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迄今为止，粮食安全依然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2019年，全球有近6.9亿人遭受饥饿，与5年前相比增加近6000万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饥饿人数新增1.3亿，4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短缺现象。
中国粮食连年丰收，是否可以安枕无忧？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2019年发表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写道。2020年，粮食安全被同时写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四五”规划建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再次提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在袁隆平看来，增加粮食产量的根本出路还是向科技要单产、要效益，坚持农业科技要自立自强，下决心打好种业翻身仗，用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强化粮食安全支撑。
近年来，袁隆平科研团队着力于海水稻种植，并取得了更多的技术突破。
今年1月15日，袁隆平团队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海水稻论坛上宣布，已在全国签约600万亩盐碱地改造项目，今年将正式启动海水稻的产业化推广，拟用8至10年实现1亿亩盐碱地改造整治目标。
2020年，由袁隆平领衔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在全国示范种植海水稻面积扩展到10万亩，平均亩产稳定在400公斤以上，最高亩产突破800公斤。
“我们现在研究海水稻，就是希望通过利用沿海滩涂来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袁隆平说，“全国沿海滩涂、盐碱地有十多亿亩，能够种上水稻的有2亿亩。如果推广1亿亩，按照示范种植平均亩产400公斤计算，就可以多产400亿公斤粮食，相当于云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进一步压实了地方党委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背后故事
“求助信”见证科研艰辛路
袁隆平手写“求助信”■ 资料图
“谌所长：昨天我组的罗孝和同志从海南回院，说我院在海南工作人员还缺乏一些生活物资，主要是油、豆类，现特派我组张健、郭桂生二同志前来贵场请求支援，请你大力协助解决为盼！”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东岸的隆平水稻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封珍贵的信件。这是袁隆平写于1975年1月31日的一封“求助信”，收信人谌海丰，是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时教过的学生。
作为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袁隆平从1964年便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为了加快杂交水稻研究速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制种技术攻关研究小组，并提出了“夏长沙、秋南宁、冬海南”的计划，想利用海南气候温和的自然条件，加快繁殖育种的过程，缩短培育周期。自那以后，研究小组不顾车马劳顿，每年都要踏上往返海南的路途。
海南的育种实验田远离城镇，生活物资非常缺乏。每次从湖南去海南，小组成员都会从家里多带一些腊肉、腊香肠。罗孝和是管伙食的会计，从老家带去的腊肉等食物，都由他小心翼翼地保管着。海南的气温高，腊肉到海南之后每天都会滴油，肉的重量就减轻了。眼看着腊肉“日渐消瘦”，他着急地向袁隆平报告：“袁老师，今天又减少了二两！”
进入1975年，正是育种紧要关头，研究小组在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食用油等物资即将断档，厨房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正当大家焦头烂额时，袁隆平想到了在湖南安江农校教过的学生谌海丰，并给他发出了“求助信”。
时任湖南省常德津市涔澹农场农科所所长的谌海丰收到信后，立刻上报给农场党委。涔澹农场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迅速调拨了油、豆类等物资，还杀了两头猪腌成腊肉交给两位同志带走。
2019年9月，隆平水稻博物馆建成开馆。2020年1月8日，谌海丰的女儿谌建云遵照父亲遗愿，将这封珍贵的“求助信”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2020年7月，“求助信”被文物部门和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隆平水稻博物馆馆长张璎说：“这封信虽然简短，却有力证明了杂交水稻科研之路的艰辛与不易，充分体现了杂交水稻科研团队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
精神传承
喜看稻菽千重浪 最是风流隆平人
小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我下田插秧打谷，他们擦拭着混合泥土的汗水，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务农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累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离开贫困的农村。”
小学三年级，老师带着我们朗读课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为是农民的孩子，我朗读得十分激昂。但心里却充满着疑问：一个乡村教师、一介农夫，为什么可以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初中时，村里建设了一个万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我经常跟着农业局的农技员游走在田间地头。在一次现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袁隆平院士。黝黑的脸，矮个子，还有些驼背，不时用手捻捻泥土，不时蹲下来观察穗粒。我很难想象，在这样一副身躯下却有着震撼世界的能量，更加激发了我对三农的好奇心。
进入湖南农业大学后，我便找到了回应父母的答案，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农村的发展与繁荣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现代农业发展空间仍然很大，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新时代的农村需要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农业需要绿色发展，新时代的农民收入需要翻几番，这都需要新时代的年轻人投入到三农的伟大事业中去。
2020年年初，疫情蔓延，我从村里的疫情防控和督促春耕生产到调研指导全区早稻集中育秧与粮食生产，从动员全村翻耕4600亩大田到调研指导全区20万亩集中育秧秧田，经常有人跑到家里或把我堵在路上，又或者打电话询问我相关知识，从浸种药剂调配的比例、拌种药剂的使用方法、集中育秧等具体问题，到相关文件的解读，我成了乡亲们眼中的小专家。
如今，我即将开始攻读作物栽培与耕作学的博士研究生。我要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扎根山水林田湖，激发科研灵感，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农民需求，到农业农村农民中建功业，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祖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延伸阅读
稻田里的“追梦人”
1953年8月，袁隆平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他坐着烧木炭的汽车，又换马车，一路颠簸，足足走了四天，才来到距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的安江农业学校当老师。
袁隆平到安江农校报到这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获得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61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行走在稻田里。这时，一株特殊的水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回忆说：“突然发现有一株鹤立鸡群的稻长得特别好，穗子很大，籽粒很饱满。当时估计这个品种可以产一千斤。第二年我把它播下去，播了一千株很好地管理，天天到田里面去观察，望品种成龙。结果一抽穗，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有它的老子那么好。”
望着高矮不齐的稻株，袁隆平突然来了灵感：莫非自己找到的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如果真的如此，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利用杂种优势，培养杂交水稻。
他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终于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
此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中等农校的教师，他的研究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因为国际权威科学家普遍认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袁隆平说：“很多人反对。当时流行的水稻是没有杂种优势的，压力很大。我们做了一个实验，面积不小，有四分田，长得特别好。最后收获、验收时，糟糕，稻谷产量减产，大概减产了3%左右，减产了几十斤，稻草增产了将近70%。后来人家讲风凉话，‘可惜人不吃草，人要是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遭到质疑，更经历过失败，但袁隆平没有放弃。他像“追着太阳的候鸟”一样，不辞辛劳地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等地辗转研究。1970年，他的学生在海南南红农场沼泽中发现1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研究从此打开了突破口。
袁隆平常和人说起他做过的两个梦。“一个梦是高产、更高产，就是禾下乘凉梦，这是真正做到的梦，在我们高产杂交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走出国门，让杂交稻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现在还只有几百万公顷，要做到八千万公顷。”